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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散文(50's 60's)

綺君(50's開始寫作,60's受到重視) 綺君的散文多以憶舊為主體,風格常與冰心並論,皆備稱為善與美的溫柔散文。而主題中值得注意的是以憶舊懷鄉為主題,當中的「鄉」也經歷悄悄的轉換,從《桂花雨》中居台灣而思故鄉,到移居美國後對於台灣的繫念。 而因為師承中國文學傳統,綺君並不追求文字上的扭曲, 內容也只寫敦厚之事,因而對於當時身旁的現代主義不以為然。 林海音 因受到新聞寫作訓練的關係,其散文結構緊密,語言明晰,偏向口語,在當時女作家文字多偏向書面語中顯得獨特。而其作品橫跨散文以及小說,寫其生長的北京的《城南舊事》為代表作。不止如此,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報》副刊更是刊登過無數不論省籍的優秀作家,而她能夠同時橫跨省籍除了與她個性有關,也許她身為台灣人,卻在北京成長的背景有關。 徐鍾珮 與林海音同樣受新聞專業出身,但林海音較以口語流暢為特色,主要採訪婦女新聞。徐鍾珮的散文較多在涉及她在國外的見聞以及報導,如《多少英倫舊事》、《追憶西班牙》。她的文字特色在於知性簡潔。有評論說她的旅遊散文基於外交官夫人的經歷,官方立場限制住他的文學視角。不過,她的散文雖不正面挑戰官方論述,但細節處也可看出正言若反的玄機。 張秀亞 張秀亞在台灣第一本散文集從《三色堇》開始,不過創作高峰在《北窗下》《水仙辭》《湖水·秋燈》等六七零年代。五零年代的作品較多個人的獨白以及憶舊抒情,在當時的女性作家中仍缺乏個人風格。而至《北窗下》標誌著她將小品美文推向新高度,脫去了自傷及煙火氣,詩筆與純淨完全顯露。 而關於張秀亞受到的文學啟發,一般認為來自凌叔華。凌叔華帶給她的影響,包括吳爾芙,張秀亞也引此在現代文學專刊上介紹了吳爾芙以及日後翻譯了《自己的房間》。從吳爾芙身上看見了重視意識與感受的女性特質,也影響了她在六零年代後的現代散文實驗。

桑青與桃紅

書中的桑青不斷的逃亡,從重慶到北京,從中國到台灣,從台灣到美國,而上述僅止於肉體上的逃亡。桃紅取代桑青,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心靈雙向的逃亡。桑青從身體主宰的退位,可以看作是她從各種權力(政權、道德以及性別等等)的宰制逃離。這樣子的逃離,從離散的角度看來,逃離除了是身份上的斷裂以及對於傳統的質疑,也同時是一名女性的自我創造的過程。

翁鬧

翁鬧,日語書寫的台灣新文學家,作品涵蓋詩、小說與散文等。他的日語嫻熟,在〈戇伯〉中透過剪裁日文方言而達到書寫鄉土的效果,這點對一位殖民地作家來說很不容易。而在主題上,受到新感覺派影響,無論書寫城市或者是鄉土對於情緒都有細膩的描寫。〈殘雪〉中徘徊在新舊戀人中的主角,又或者〈戇伯〉在貧困中游移找工作,卻苦無出路。這一類在現實中找不到出口的主角也是他小說中隱而不顯的主題。

楊守愚 蔡秋桐 王詩琅 朱點人

楊守愚,在私塾打下深厚的漢語基礎,之後也投身於私塾教育上。與賴和為同鄉也是好友,之後兩人也一起擔任《台灣新文學》的漢文版編輯。其創作〈碰壁〉系列被認為帶有自傳性質,可以從中發現漢語教育在日本殖民政府強烈推廣國語(日語)教育之下的衰微。而漢語知識份子也在這樣的結構下面臨生計上與發表空間上的壓迫。 蔡秋桐 ,曾任地方保正。因為這層緣故,他的小說書寫並不像是賴和那樣直接正面描述警察與民眾之間的衝突,而是將重心擺在保正,這個介於統治階層與民眾之間的位置,如何周旋之中,對於警察的討好奉承等等。並且他以一種喜劇諷刺的手法描寫,這樣子的「反面寫實」在當時的寫實主義中,顯得獨特。例如,〈新興的悲哀〉藉由一個開發土地的計畫寫出統治階層透過政策來中飽私囊,而民眾則到最後才知道是騙局。 王詩琅,曾參與多次社會運動被捕,後來專心於文學。而這段社會運動的經歷,也出現在他的小說當中。例如:〈夜雨〉中工人參加罷工失敗,而讓家庭陷入困境,不得不讓女兒淪落風塵。〈沒落〉中曾經為了理想參加社運的青年,因被捕而陷入頹廢。在頹廢中,偶爾想起仍奮鬥中的同志,就會自責自己不夠勇氣。這類在理想與現實中陷入困難的人,是他作品中常出現的主題。 朱點人,曾與王詩琅、郭秋生等組成台灣文藝協會,後來加入台灣文藝聯盟。戰後因宣揚共產主義而被判死刑。他是日治時期極為出色的漢語作家,代表作品有〈秋信〉,〈安息之日〉等。作品內容一部分為青年男女的愛情,另一部分是資本主義如何商品化台灣人。而讓他在這時期作家中脫穎而出的則是他對寫作技巧審美上的重視。

陳虛谷 楊雲萍 楊華

陳虛谷曾在私塾學習過,後來至日本留學。曾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為新文學運動貢獻。作品內容包括小說、新詩,與舊體詩。最常被提起的作品為小說「榮歸」,當中諷刺了殖民體制下,台灣的舊文人與新知識份子對於殖民文化的矛盾。而總體而言,作品中最大量的為舊體詩,其舊體詩力求語言簡單明晰,盡量不使用難字以及倒裝,並將現代思維融入其中。在他的資料中,也能發現身為新知識份子的堅持,如對於喪禮的清簡,對戀愛的追求等。 楊雲萍 創辦了台灣第一份新文學雜誌《人人》。作品包含小說以及詩。擅長瞬間細膩的心裏描寫,因此句子常是片段式的。所以他大部分的小說篇幅都短,而且偏向散文。而在後來,他將心力投注在民俗學與歷史研究上。 楊華為新文學史上最早被肯定的詩人之一。曾被捕入獄,而他在獄中完成了《黑潮集》,生前為曾發表。死後由刊登於楊逵主辦的《台灣新文學》。作品除了詩外,也包含兩篇小說〈薄命〉與〈二個勞動者之死,〉

重層現代性鏡像

多數對於日治時期的新舊文學論戰研究偏向新文學陣營,將之劃分為革新/守舊的對立關係。但書中則表達在討論這兩種文學典律的抵抗及斷裂以外,當中的協力或者轉換也是值得探究的。 舊文學家對於新文學也不是單純的因守舊而反對,其中也有因為白話文是以北京話為基準所產生的文體,而質疑其是否真的貼近台灣人的論點。也有認為新文學的新,單純只是在文體上,但真正的新則是在內容上。這些論點,都可以知道舊文學家在面對新文學時,有因為鄉土(白話文不貼近台灣人),也有因為「新」的本質。 而在之後的鄉土文學興起時,舊文學家也不乏支持者,支持去紀錄台灣的民間歌謠。又或者在語言上去實踐,以「在來漢文」寫作。以上可以證明在新舊文學中,並不只有抵抗,也有協力的成分。

龍瑛宗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龍瑛宗,在陳芳明的《新台灣文學史》的評論中是不積極批判殖民,也沒有配合殖民政策,以自然主義式的悲觀道盡一切的作家。對於成名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價,寫著他以華麗的遣詞去描寫被殖民的知識份子的苦悶,以及透過比較日人與台人的生活品質差異來批判殖民。但在和泉司的論文中,探討了這篇文學獎推薦作的其他兩層意義。第一是對於內地文壇而言,此篇作品的意義是在於對於殖民地的描寫,以及文學獎當時想塑造第二個張赫宙的心態。不能忽視的同時是,這篇作品透過不純熟的日語,與將台灣的懊熱與不進步做連結,此種符合日本人想像南國的刻板印象,來引導內地評審對於這篇作品的閱讀。這樣子的描寫,導出了第二層意義。即是這篇作品造成台灣文壇對於龍瑛宗的諸多負面評價。因為當時的台灣文人,因為普羅文學的盛行,鮮少去描寫如此陰暗的台灣文化。